基本介紹

　　姓名 王則柯

　　任教專業 經濟學-應用經濟學

　　在職情況 在

　　性別 男

　　所在院係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

　　代表性著作 《混沌與均衡縱橫談》《價格與市場－市場經濟的價格理論及其應用》

基本簡介

　　王則柯，男，1942年出生，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國際商務係教授，碩士生及博士生導師。

　　王則柯於196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數學力學係數學專業，導師是江澤涵教授和薑伯駒教授，1978年開始在中山大學任教。近年來，他主要致力於經濟學教育現代化的工作，偶爾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發表觀察和提供意見。

　　1981年以來，王則柯教授作為訪問學者先後訪問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和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作為富布賴特學者訪問美國密歇根大學；1991年3月曾應邀到荷蘭梯伯格大學擔任經濟學研究中心首次博士學位論文答辯委員會委員；與美國數學家斯蒂芬ⷦ–廉…爾和經濟學家約瑟夫ⷦ–晴‚格利茨有過互訪的交往。

　　目前，王則柯教授還是中山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廣州市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

發表論文

⠂ ⠂  《"西方經濟學"不是一個科學的學科概念》、
⠂ ⠂  《下決心重寫政治經濟學》、
⠂ ⠂  《"物以稀為貴"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
⠂ ⠂  《言論多元化――麵向信息時代的製度建設》、
⠂ ⠂  《積重難返的美國聯邦所得稅》、
⠂ ⠂  《經濟學：捍衛理論, 還是發展理論？》、
⠂ ⠂  《水平相加原理和壟斷的差異價格》、
⠂ ⠂  《國家現代化是整體的演進》、
⠂ ⠂  《論交易的互利性和公平性》、
⠂ ⠂  《博物館和電話機怎麽能夠平權相加？――請教烏家培教授》、
⠂ ⠂  《探討劉國光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 ⠂  《經濟學的常識理性》、
⠂ ⠂  《建立"壟斷者責任"意識》、
⠂ ⠂  《關於"局部壟斷"的概念》、
⠂ ⠂  《激勵度的計算》（合作）
⠂ ⠂  等二十餘篇；

出版著作

⠂ ⠂  《代數方程組和計算複雜性理論》（合作，科學出版社, 1989, 北京）、
⠂ ⠂  《同倫方法引論》（合作，重慶出版社, 1990）、
⠂ ⠂  《混沌與均衡縱橫談》（合作，中華書局，香港，1990；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2008）、
⠂ ⠂  《Algebraic Systems of Equations and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Theory》（合作，Science Press, Beijing, and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The Netherlands, 1994）、
⠂ ⠂  《經濟均衡的理論與算法》（科學出版社, 1994, 北京）、
⠂ ⠂  《價格與市場》（合作，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北京）、
⠂ ⠂  《美國稅製》（合作，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北京）、
⠂ ⠂  《經濟學拓撲方法》（合作，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 ⠂  《新編博弈論平話》（中信出版社，2003，北京）、
⠂ ⠂  《博弈論教程》（合作，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北京）、
⠂ ⠂  《圖解微觀經濟學》（合作，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北京）、
⠂ ⠂  《信息經濟學平話》（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 ⠂  《智慧何以被善良蒙蔽》（中信出版社，2006，北京）、
⠂ ⠂  《人人博弈論》（中信出版社，2007，北京）
⠂ ⠂ ⠂  等三十餘種。

成就

項目

　　王則柯教授的主要研究領域為微觀經濟學，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曾經參與發起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金融數學、金融工程和金融管理》。

論文

　　近年來，王則柯教授發表論文

　　《商品經濟和知識分子》、

　　《頭啖湯精神與零利潤定理》、

　　《美國聯邦個人所得稅的沉重代價》、

　　《價格機製勞動價值說的局限和誤導》、

　　《政治經濟學與民族凝聚力》、

　　《“西方經濟學”不是一個科學的學科概念》、

　　《“物以稀為貴”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

　　《下決心重寫政治經濟學》、

　　《言論多元化――麵向信息時代的製度建設》、

　　《經濟學：捍衛理論，還是發展理論？》、

　　《“文明傘”何堪社會評價的重任》、

　　《“永芳堂”故事與首長問責製》、

　　《拚湊長假期的效率損失》、

　　《無視科學底線的大膽創新――陳禹、謝康“信息資源豐裕係數”評述》、

　　《國家現代化是整體的演進》、

　　《“張五常熱”和“吉芬現象”》、

　　《私權是大公無私的基礎》、

　　《製度和法規第一，建設信譽社會》

　　等數十篇；

出版著作

　　《混沌與均衡縱橫談》（中華書局, 1990, 香港）、

　　《價格與市場－市場經濟的價格理論及其應用》（中國經濟出版社, 1994, 北京）、

　　《經濟均衡的理論與算法》（科學出版社, 1994, 北京）、

　　《童心與發現》（三聯書店, 1996, 北京）、

　　《博弈論平話》（中國經濟出版社, 1998, 北京）、

　　《美國稅製》（中國經濟出版社, 1999, 北京）、

　　《信息經濟學淺說》（中國經濟出版社, 1999, 北京）、

　　《拓撲學方法和經濟學應用》（中國經濟出版社, 1999, 北京）、

　　《愛心護天才――博弈論大師納什的故事》（三聯書店，2000, 6, 北京）、

　　《我們都是納稅人》（廣東經濟出版社, 2000, 6, 廣州）、

　　《嶺南筆記》（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福州）、

　　《排隊的文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 北京）、

　　《自由的煩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 北京）、

　　《經濟學拓撲方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感受普林斯頓》（南方日報出版社，2003, 北京）、

　　《解釋的困惑》（中信出版社, 2003, 北京）、

　　《新編博弈論平話》（中信出版社, 2003, 北京）、

　　《經濟學課堂》（中國經濟出版社, 2004, 北京）、

　　《博弈論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4, 北京）、

　　《圖解微觀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5, 北京）

　　等二十餘種。

相關訪談

　　王則柯可能是中國惟一一位曾經在數學和經濟學兩門學科上具有博士生導師資格的教授。他待人接物和氣謙恭、真誠樸實；對教學研究認真苛刻，對弄虛作假的學風深惡痛絕、直言不諱。

　　他向往“遠山在呼喚”的意境，熱愛草原、海洋、森林。⠀

　　發現

　　柳紅：您的家庭令人羨慕。您與妻子曾合作《童心與發現》一書。兒子王爾岡是個影評家，他的“小強填字”吸引了無數熱愛者；女兒王爾山能寫美文，采訪過美英主要報刊的主編，你們父女譯校了《美麗心靈》，編有《愛心護天才》。我還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在您這個絕對書香門第之家裏，子不承父業，三輩人中呈現出古代―現代―後現代這種“與時俱進”的事業軌跡：您父親王季思先生是著名的戲劇史家，元曲專家，花費了半生心血研究《西廂記》；您專攻數學，40歲以後又進入經濟學領域；一雙兒女則是時尚的媒體人士。您曾說，您覺得您父親寫文章不漂亮，而您的兒女也“看不上”您的文章。由此可以窺見您自由開放的家風。對於兒女的教育，您有什麽體會？

　　王則柯：我的兩個孩子都是在恢複考試製度以後成長起來的，受完了可稱滿意的高等教育。他們純樸正直，但是很難說他們會比別的孩子聰明。當聽說一些孩子從小學或中學開始就不許看電視經常要熬夜做功課的時候，我們感到欣慰的是，我們的孩子總是晚上十點鍾以前就睡下，他們還能夠從一些別的家長不鼓勵孩子看的電視節目裏學到許多終身受益的東西。一個寒假，妻子在清理孩子扔到廢紙簍的舊作業本的時候，看到孩子在高二上學期的兩篇作文頗有意思，就鼓勵孩子抄正寄給上海《文匯報》試試。想不到文章先後都給登了出來，編輯還來信希望多給他們供稿。對於這些旅遊題材的評論性作文，語文老師原來的批語是“說服力不強”。後來文章發表，老師很高興，並且對其他老師說，我早就說他的作文很有水平。

 　　柳紅：可能恰恰是這一次從廢紙簍中的細心發現，影響了您兒子的一生。這對於我們的教育者真是一個提示。從您寫的《遊學北美》、《感受普林斯頓》和《排隊的自由》等書中，可以看到您興趣廣泛，對於各種美妙事物充滿了向往和好奇。

　　王則柯：科學發展到今天，再出現一個像達芬奇那樣文理工藝醫的全才恐怕已不大可能。但是就整個人類文明來說，文理藝、商管法、工農醫各學科的滲透，東西方各種文化的相互影響，在更高的層次富有成效地進行。所以，每一次遊學海外，我都用欣賞的目光和投入的心態，觀察和體味全新的世界。興趣廣泛的人如果去考察，收獲會大些；如果做實驗，還有可能捕捉到預想不到的“節外生枝”的現象。興趣廣泛常常是發現和發明的先導。愛因斯坦曾說：現代教學方法如果沒有完全扼殺人類神聖的好奇心，就已經可稱奇跡。

　　柳紅：您關注傑出人士的人生軌跡和性情特征，從中有什麽發現？ 

　　王則柯：我發現，他們與我們印象中的老夫子、老學究的形象不同，這些學者全都是極富個性的人物。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基礎深厚，興趣廣泛，對新發展富有遠見。他們不是死守一塊陣地，而是為開拓不惜改弦更張。一旦認準了目標，鍥而不舍，務克全功，決不半途而廢。我的體會是，理論固然重要，做學問的方法更值得體味。

　　大學

　　柳紅：您撰文提倡名教授給本科生上課，並身體力行，樂在其中。

　　王則柯：是的。因為我現在能夠為國家做一些事情，就是得益於大師級老師們的教益。我是1959年秋天考上北大數學力學係的。一年級時，閔嗣鶴教授主講數學分析。他是我國繼華羅庚之外在數論問題上的第二號人物，當年陳景潤的論文寫好以後，就是他審閱確認的。習題課老師是周巢塵，主講解析幾何的是薑伯駒，改革開放以後，他們先後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主講高等代數的是丁 石孫，他後來曾任北京大學校長。大師給一年級新生上課是當年大學的製度安排。現在一些人認為，高水平的教師應該專注於研究工作，次一等的、研究做不上去的，才去上課，特別是基礎課。這種錯誤觀點和做法，對於我國的高等教育危害很大。像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都規定所有現職教授原則上都要同時給本科生和研究生各開一門課。目前，普林斯頓大學在職教授當中，有8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他們是新生一入學就能接觸到的人物。本科生接受大師級學者授課，會使他們終生受益。

　　柳紅：您真幸運，早年受教於這麽多優秀教師。您怎麽評價現在大學裏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王則柯：在當今中國的大學裏，本科生的素質最整齊。前幾年有人說，在一所比較好的大學裏，可以預期70%的本科生潛質比較好；到了碩士生，就是40%；至於博士生，大概20%左右。比例或可商榷，現象大體如此。為什麽會這樣呢？因為本科生的入學要求最嚴格，碩士生次之，博士生的入學要求最不整齊。我曾經在好幾年的時間裏給本科生和碩士生開實質上同樣水準的“微觀經濟學”課，本科生的回應明顯比研究生好，成績也比較好。而研究生的基礎和能力不允許我對他們講比較高深一點的東西。好在，這種情況在最近有所改善。

　　柳紅：而現實中，對考試製度批評最多的是對大學入學考試製度。其實，它可能是一個相對公正的製度，能夠網羅好學生的製度。而研究生入學製度中的漏洞就太大了。

　　王則柯： 曾經有“廢了高考”的呼籲，我不敢苟同。因為在渴望大學教育的學生麵前，理想學校的學位是稀缺資源。目前找不到比它更公平的選拔製度。研究生入學考試範圍窄，招生計劃中的未來的導師，對考試和錄取的影響就比較大。一個著名的例子是，一位市場很好的博士生導師，在麵試的時候舍棄筆試成績最好的幾位考生，錄取筆試時兩門專業課和一門外語課不及格的考生。問題是製度上他這樣做沒有什麽不可以。

　　柳紅：您曾經對一次博士生入學考試中微觀經濟學課目的考試情況做過分析，結果發人深思。

　　王則柯：是的。在一份50分滿分的考試中，考試的34人中有10人的分數低於10分。博士生教育是最高學位教育。如果一門學科連自己是否進了門都不能作出起碼的判斷，怎麽會有勇氣報考博士學位研究生呢？根源還得到現行博士研究生培養上去找。現在一些大學裏，經濟學博士研究生不修任何認真的課程，招進來就是為了幫導師查資料、做計算、寫文章、做課題。一些大學還有“課程班博士生教育項目”，入學實際上沒有門檻。在一些熱門博士點，博士生可以“批量生產”。許多官員、老板在日理萬機之餘，周末偶爾進進課堂，就把博士學位拿到了，我國博士生培養這種良莠混雜的情況，實在令人擔憂。

　　柳紅：您這一生都與大學有關。遊學海外時，對於大學也有許多觀察，特別是您有濃厚的普林斯頓情結，可以想象大學在您心裏該是一塊“聖潔”之地。

　　王則柯：可是遺憾得很，如今的大學為創收疲於奔命，奉大款惟恐不恭。學位製度抵擋不住“課程班”的融通。奔馳、寶馬進校園成了傳媒謳歌的景象。世界上沒有別的校園，會像中國的校園那樣，任由官員的奧迪和老板的奔馳進出，甚至大模大樣地停在剛剛艱難養護進來的草地上。在我看來，奔馳帶來的是一股霸氣，褻瀆學術尊嚴，讓大學斯文掃地。

　　經濟學是一門學問

　　柳紅：二十餘年裏，經濟學家逐漸學會利用現代經濟學，為中國建立市場經濟製度做出貢獻。如今，經濟學成了顯學。也出現了一些有悖科學精神和學者良心的經濟學家，被人詬病。

　　王則柯：市場導向的改革呼喚現代經濟學，而我們的高等學校又未能提供像樣的現代經濟學教育，這就引發了一種不協調：少許讀懂一點現代經濟學，甚至隻是比別人早幾天使用一個現代經濟學的術語，就可以現炒現賣，成為頗有名氣的“經濟學家”，而不管這些術語概念用得是否正確。人們驚歎，中國之大，已經沒有幾張經濟學的冷板凳。雖然大家學習現代經濟學的熱情很高，但是經濟學在我國仍然經曆著一個缺乏學術標準的年代。就具體的經濟活動來說，叱吒風雲的學者到處演說“人民幣不出半年一定貶值”，“重量級”經濟學家大膽鼓噪政府要為股市“不振”負責，都是可成經典的例子。
    有人曾經調侃地說，現在隻要你喜歡讀報，口才又好，你就可以在某些大學裏講《經濟學》。現實往往是不必講究邏輯、不必對自己的學術軌跡負責的學術宣傳員，地位比講究邏輯講究學理的學者高得多。經濟學並不像一些人想像的那樣，隻要關心報紙，多記憶一些數據和事實，多使用一些專門的術語，就誰都可以對經濟問題發表高見。經濟學是一門學問。

　　柳紅：您一直教授微觀經濟學，曾規定做習題的學生才能夠參加考試，為什麽這樣規定？

　　王則柯：不做習題，訓練不出合格的經濟學學生。這種訓練，就其方法論哲理來說，就是假設推理的邏輯訓練。這正是現代經濟科學“理科”特性的一個反映。就是要通過做習題學會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有條件，還可以設計一些實驗，做一些簡單的研究課題。

在發達國家的一些大學，經濟學學生拿的可能是“科學”學位。這和我們迄今把經濟學劃入“文科”大相徑庭。讀完一本喜歡的著作，是否能夠把要領學到手，不是一個憑感覺就可以說話的事情。我自己有不少這樣的實例。曾經有一位非常聰明、不做習題的明星研究生一再說怎樣喜歡我聽我的課，說收獲如何大，堅持要我讓他試試。最後我想也好，讓他切身體會一下不做習題的學習是怎麽回事，就讓他試試。他拿到考卷，很興奮地看了一會兒了，就沒了動靜。後來他說，看了卷子，才知道規定不做習題的不能參加考試有道理。我感謝他坦率的反饋。連學會了沒有也不能判斷，怎麽算是學會。

　　柳紅：我體會您對於經濟學是一門學問這樣一個事實如此強調，還隱含了針對當前社會偏好炒作、輕視基礎的毛病而言。

　　王則柯：看到一項新的發展，一些人動輒說“推翻”一個體係，或者說樹立一個“裏程碑”之類。比如，說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推翻了薩繆爾森經濟學的理論體係。其實，學術都是在繼承中發展的，學問要講究基礎。如果微觀經濟學不甚了了，卻要奢談信息經濟學，甚至什麽“中觀經濟學”、“綜觀經濟學”；均衡搞不清楚，卻趕時髦論述非均衡、反均衡，很難有什麽好的結果。每門學科都有自己的“價值觀念”。學問做到一定程度，這種價值觀念就要出來，參與左右大局。對於經濟學的基本方法似乎人人都會，但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真會還是假會，差距就在這裏。

　　文風

　　柳紅：您曾經批評人文社會科學的泛哲學化傾向，質疑它背離科學精神。

　　王則柯：“終極關懷”、“人文精神”、“話語權力”等等“後現代”詞匯，是最時髦的陳述。這樣子強調“給經濟學引入人文關懷”，究竟是科學精神的要求，還是與科學精神背道而馳，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在我看來，經濟學終於從道德哲學分離出來、可以為人類文明做一些有益的事情，這本來是非常可貴的學術演進。如果“白馬非馬”那樣的哲學思辨廣泛進入經濟學討論，對於經濟學問題的思考，對於民生和國運，未必能有多大意義。比如，有一本由國家資助的、哲學社會科學國家重點研究課題的成果《信息經濟學》，其目錄充滿了諸如：陳述、命題與判斷、本體論和認識論、理由與法則、務實與務虛、工具論、工具的技術性與物質性、時間和空間、符號與意義、語法與語用、靈魂、人性等等詞匯。我也算對於信息經濟學有所了解的人，但是不明白這些標題和科學意義上的信息經濟學有什麽實在的關係。

當然，學科都是聯係的，學問做到一定程度，哲學必將出現。我是說哲學的色彩或者哲學的味道，而不是哲學的考證和哲學的陳述。文字裏那麽多哲學和哲學家，輕易就要“深入”到“闡釋學”、“存在哲學”的“理念”層次，我禁不住要問，這究竟是怎麽回事？

　　柳紅：時下有些作品雖然采用老百姓的習慣語匯，所用的字、詞，所論之事均為大眾熟悉，可讀者還是較難懂得作者的本意。

　　王則柯：現在雜誌和一些作者的文章越來越讀不懂了，而這些文章討論的卻是諸如效率和公平這樣的理應許多人關心的事情。我覺得是否可以提出民用詞匯的學術賦義要注意社會兼容性的問題，盡可能不要在讀者和社會上造成太大的語義分歧。在可能的時候用老百姓聽得懂的、不容易產生歧義的語言講話，是學者的可貴的品質。

像科學家，如果能把自己的高深的科學理論，用通俗的語言介紹給廣大讀者，那麽他對自己的理論的掌握，就算是爐火純青了。相反，如果離開那些艱澀的術語符號和繁難的運算公式就什麽也講不出來，可能正說明他自己還處於似懂非懂之中。

　　柳紅：最後，請您簡單概括一下自己對於學問的看法。

　　王則柯：學問講究心得之喜悅和發現之樂趣，我平生滿足於此。我認為，簡明精煉是一切學問追求的佳境。

　　柳紅：非常感謝您與我們分享如此寶貴的體驗。

本文到此結束，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呢。